一、引 言

20世纪末以来，伴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语言产业获得长足发展，国内学术界兴起了语言产业研究的热潮。根据姚亚芝、司显柱（2016）的统计，2009～2014年6年间语言服务产业研究呈现出大幅增长且持续上升的趋势。然而，在语言产业研究的热潮中，作为学科基础的语言产业内涵和外延的界定并未得到充分的关注，存在不少模糊和分歧。现有研究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只注意到语言产业与语言的相关性，而没有看到语言产业的语言知识经济属性。由于对语言产业内涵的模糊认识，一些论述把不属于语言产业的经济活动纳入语言产业的范围，这既不利于语言产业的发展，也不利于语言产业的产业经济学研究（姚亚芝，司显柱2016）。本文尝试从知识经济定义入手，对语言产业的内涵和外延进行讨论。

二、语言产业内涵与外延研究回顾

（一）语言产业内涵研究回顾

语言产业的内涵在欧美国家主要指语言翻译业（赵世举2012），语言服务主要指翻译服务（屈哨兵2011），尚未见为大家所公认的界定（赵世举2012）。在我国学术界，语言产业的涵盖面比国外的语言服务产业范围广，相关的内涵界定存在多种说法，代表性观点有手段说、满足需要说、信息转换说以及内容说4种。手段说的代表主要是屈哨兵，屈哨兵（2016：111）主要讨论语言服务业，认为语言服务产业是以语言服务作为生产和经营手段的一系列经济活动的集合。满足需要说以李宇明为代表，李宇明（2016）认为语言服务就是利用语言（包括文字）、语言知识、语言技术及语言的所有衍生品来满足语言生活的各种需要；但他同时指出，若把语言服务看作是利用语言（包括文字）、语言知识、语言技术及语言的所有衍生品来满足语言生活的各种需要，那么语言服务的内容就异常广泛。因此，李宇明（2016）又区分“基本语言服务”和“附加性语言服务”，前者指在某种服务中以语言服务为主，后者指服务活动中语言服务的比例较小。信息转换说以中国翻译协会等（2013）为代表，他们认为语言服务产业的核心层即语言服务内容产业，是提供语言间信息转换服务的产业。内容说以贺宏志（2013）为代表，他们认为语言产业是以语言文字作为生产的原料和内容，或是以语言文字作为加工处理的对象，生产各种语言产品或提供各种语言服务的产业。我们认为，手段说的界定过于宽泛，经济和社会活动中，从事一种活动往往要借助工具和手段，但我们不能以借助的工具来界定活动的行业性质，例如，在建筑活动中，需要借助电动工具，但不能说建筑活动属于电动工具行业，只有以电动工具为生产内容的行业才能叫电动工具行业。满足需要说对语言服务概念的界定比较接近事物的本质，但作为一个专业术语，“语言生活需要”的说法似乎太过笼统，似需进一步具体化。信息转换说的语言产业定义虽然指向公认的语言产业——翻译，但这一界定内涵过于狭窄，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已经诞生了翻译以外的其他语言产业，如语言文字信息处理。内容说的界定基本上是正确的，但仍有值得讨论的地方：由于“语言文字”既可以理解成一种载体，也可理解成语言文字知识，如按前一种理解，“以（作为载体的）语言文字作为生产的原料和内容”，或是“以（作为载体的）语言文字作为加工处理的对象”的表述就难以理解。

上述关于语言产业内涵的界定之所以表述模糊，存在分歧，根本原因是缺乏对语言产业本质属性的清晰认识。一些学者提到了语言产业的知识经济特性，如贺宏志（2013）认为，从制作新的语言内容过程是一个知识创新和智慧运用的过程看，语言产业是知识产业或智慧产业；姚亚芝、司显柱（2016）认为，按照产业分类法中的3次产业分类法和生产要素分类法，语言服务产业应当属于知识服务产业中的一种；李瑞林（2017）认为，从本体论角度来看，语言服务滥觞于语言距离的根本存在，归结于人际或组织间知识和经验的差异性，但这些表述并没有从产业内涵角度认识语言产业的知识经济属性，更没有进一步揭示语言产业区别于其他知识经济产业的不同属性。

语言产业内涵的界定还依赖语言产业的一个内含性概念——语言产品的界定，但学界对这个概念的讨论不是很充分。作为语言产业的专著，贺宏志（2013）从最终产品形态角度把语言产品分为纯语言产品（最终产品形态为语言）、语言科技产品（最终产品形态为处理语言文字的设备或技术）和综合语言产品（产品形态是教育、艺术等，以语言为主导兼有其他内容），但3种产品的内涵并不清楚。李艳（2012）把以语言本体、语言运用和处理作为核心主导要素的产品看作语言产品，然而，“语言本体”本身并不是一个学术概念，“语言运用和处理”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这些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含糊不清，也不是一种产业经济学的话语体系，所以无法正确揭示语言产品的本质属性。

文章来源：《知识经济(中国直销)》 网址: http://www.zsjjzzs.cn/qikandaodu/2021/0120/109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