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现代社会治理存在一种相对稳定的模式。在社会问题的复杂性程度较低的情况下，公众对公共事务有着较为充分的理解，社会治理的制度设计主要关注的是如何将公众的利益主张和政策意见吸纳进决策过程，并在此基础上有效地执行决策。为此，现代国家设计出了代表制与官僚制的基础架构，通过代表制将私人利益和私人意见转化为公共利益和公共意见，再通过官僚制将公共利益和公共意见转化为政府行动，最终通过政府行动来促进社会的良好治理。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一系列经济、社会与政治条件的变化，前述社会治理模式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挑战，发生了全方位的转型。直到今天，虽然这种转型仍未完成，但也呈现出了相对清晰的面貌，使我们能够识别出主要的驱动因素，并通过这些因素来分析其转型前景。基于这一判断，本文尝试对当代社会治理转型作出三重维度的考察，分析每一维度上所发生的变化，并就如何在这些维度上促进社会的良好治理展开理论上的思考。

一、知识经济下的治理过程重塑

如福克斯与米勒所说，以代表制与官僚制为基础架构的现代社会治理可以被视为一种“环式民主”的模式［1］。其中，公众的利益主张和政策意见通过代表制进行自下而上的表达与聚合，在此基础上制定出的公共政策则通过官僚制进行自上而下的执行，两个过程构成一个封闭的环路，并随着时间的演进与社会治理议题的更迭而不断循环。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期，这种模式稳定地存在于主要发达国家，并被视为一种具有现代性的治理模式而被推广到许多旨在实现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应当说，从实际效果来看，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这种模式确实发挥了良好的治理功能。其中，代表制的存在让公众得以参与到国家的治理活动之中，既有助于提高公共政策的公众支持度，也有助于让政策制定者获得更全面的信息输入，从而提高政策质量；官僚制的存在则为国家提供了一个具有较高专业化程度的组织体系，从而保障国家能够有效地执行政策。

不过，这种模式的存在是有前提的，它适应于具有高稳定性的产业经济社会，而不适应于具有高变动性的知识经济社会。自工业革命以来，现代国家逐渐建立了以产业经济为主的经济模式，相较于小农经济，产业经济对劳动者的技能要求更高。随着产业经济的不断发展，现代社会建立了大众化的教育体系，使得社会成员的知识水平得到了普遍提高，这为他们作为公众参与社会治理过程奠定了能力基础。在产业经济中，生产技能的更新相对缓慢，在典型的“福特主义”生产模式下［2］，劳动者可以在一个行业甚至一家企业度过整个职业生涯，表明整个经济甚至整个社会的知识更新都处于慢速状态，社会问题的复杂性程度也就相对较低。首先，现代教育体系培养出来的社会成员普遍具有理解大多数社会问题与公共事务的能力，他们通过代表制自下而上传递的信息就可以成为国家决策的可靠依据；其次，政府官僚机构的工作人员也拥有足够的专业能力，进而，由他们构成的官僚制就能够同时完成为政治决策者提供可靠决策信息和有效执行公共政策的任务。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世界经济驶入了从产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型的轨道，在新经济条件下环式民主模式的不适应性迅速暴露出来。与产业经济相比，知识经济具有一些极为不同的特征，而这些特征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环式民主模式的存在条件。

在知识经济条件下，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不再是物质资本，而变成了人力资本。产业经济的产出是物质产品，对这些产品的生产来说，原料、设备等物质资本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劳动者则是第二位的；相反，知识经济生产的是非物质性的产品，对这些产品的生产来说，物质资本的重要性大大下降，劳动者尤其是优秀劳动者的作用则变得至关重要。对物质产品的生产来说，只要接受了充分培训，优秀劳动者与普通劳动者的差别不会太大，企业的质量管理就是要确保所有劳动者都能生产出合格的产品。而对知识的生产来说，劳动者的差异则是巨大的，即使最简单的知识，也总是特定时代最优秀的知识劳动者生产出来的。以汽车来说，虽然作为一种发明，汽车也包含了知识成分，所有汽车公司也都拥有大量知识产权，但汽车的生产更多地还是一个物质资料的加工过程，这种加工所需的劳动技能在过去一百余年间并未发生质的变化。在今天，互联网世界的出现虽然也依托于电脑等物质资本，但主要是知识进步的产物，是许多优秀的科技劳动者发挥其聪明才智的结果，这些科技劳动者的人力资本取代了电脑等物质资本，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随着个人电脑的普及，知识生产对物质资本的依赖性大大降低，对劳动者技能更新的要求则越来越高。在许多劳动者都存在技能更新障碍的条件下，“福特主义”生产模式就变得难以为继。

文章来源：《知识经济(中国直销)》 网址: http://www.zsjjzzs.cn/qikandaodu/2021/0122/110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