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文献承载的系统知识是我们了解古代文明或文化的最重要文本途径，所以《尚书》在谈及殷商时代时才会把“惟殷先人，有典有册”作为核心标志加以强调。因此，对广义上的六朝时代经典文献与知识格局的审视，是我们深刻理解汉唐之间中国古代知识谱系发展变化的重要视点之一。六朝时代以政治统治疆域的分裂和文化文明体系的混合为基本特征。就前者而言，晋室南渡而国，匈奴入主中原；就后者而论，以社会制度伦理为核心而少言“乱力鬼神”的儒家意识形态强力进入巫风极盛的江南文化之中，以草原文化为社会风尚和制度背景的北族文明也在中原儒家文化区强势风行。这是中华地域内隔江而治的不同政体所面临的亚文化融合混杂状态。同时，最大的文化知识格局变动是以印度文明和中亚文化体系为背景的佛教文化在这一时期狂飙猛进，激起儒释、道释之争，并进而深入大江南北，汇进东亚文明。在此背景下产生的经典文献，都带有非常深刻的时代文化背景和人文地理印记，是大一统的隋唐经典汇流之前各具特色的文明之花。

北魏三书的时代关怀

六朝时代是万物生民有着切肤之痛的分裂乱世，在陈陈相因的经学链条被削弱的社会氛围下，一些聚焦于现实生存、生命感悟、社会巨变的经典作品脱颖而出。彼时，统一稳定的国土、秩序井然的生活是最为稀缺的应然场景。而这样的努力目标，正是郦道元著《水经注》的重要动力、杨衒之撰《洛阳伽蓝记》的核心意图和贾思勰编定《齐民要术》的拯民济世情怀所在。

郦道元身处南北分裂而北魏王朝尚未衰败的时代，所以他以给《水经》作注的一己之力来突破政治疆界的限制，既表达了对“九州攸同”的渴望，又呼应了北魏朝廷统一天下的时代志向。正如陈桥驿所论，郦道元撰写这部基本上以西汉王朝疆域为叙述范围的地理书，在于他认为《禹贡》《汉书·地理志》以来的古代地理书过于简略、缺乏旁通。更为重要的是，他向往着能够看到一个统一的国家，因而在《水经注》中把当时支离破碎的国家融合成一体的水系山河。

杨衒之撰《洛阳伽蓝记》，乃在于以“寺宇壮丽，损费金碧”的实录记述，表达对北魏“王公相竞，侵渔百姓”这一社会现实的批判，内含警示后人的历史宗旨。正如范子烨所云，杨衒之强烈的遗民意识、深沉的破国之悲和总结北魏衰亡经验教训为统治者提供历史借鉴的追求，是其创作此书的动力和主旨所在。书中对北魏时期佛教文化、社会经济、生活风貌、民族关系、政局变幻的记录，为认识北魏佛教畸形发展和国祚升沉提供了重要资料，因而学界称许该著是“一部拓跋鲜卑的别史”。

《水经注》着眼于自然山河的美丽长久与人文风土的世代演变，《洛阳伽蓝记》落笔在国破城亡的瞬息万变与人类造物的繁华幻灭。这两部著作是525年北魏六镇起义前后的象征性文献，前者正向表达了国力强盛时代的人们对统一疆域内美好生活的期望，后者如实记录了亡国乱世带来的毁灭与警示。

而成书于北魏末年的《齐民要术》，则是为日益衰败的北魏王朝和在自然灾害、战乱、佞佛等交相祸害下的民生挽救提供农业技术层面的系统办法。作为山东高阳太守的贾思勰，在齐鲁文化区撰写、编定这部体系庞大、技术全面的古代农书，劝君以农为本，让天下人皆知务农重谷之道，是针对时代之弊的救世之举。

要而言之，《水经注》《洛阳伽蓝记》《齐民要术》此“北魏三书”，着眼于时代的大问题，从地理与人文格局、城市与王朝兴废、技术与经济发展方面，展现了北朝知识格局的宏伟气魄。

南朝的神仙世界与名士风度

六朝时代是神仙思潮盛行的巅峰时期，当人生寿命短暂痛如割肉、避无可避之时，遁入祥和安定的平行世界的想象或方法的知识体系的产生，就几乎是一种必然之势。秦汉以来，《海内十洲记》《别国洞冥记》等成仙见神的笔记小说不绝如缕，其大盛则是六朝时期志怪的兴起，以《搜神记》最为典型。干宝的《搜神记》记述了上古至汉晋的大量仙鬼传说，目的在于“明神道之不诬”，以史家的态度和笔法，记载古今所闻所载的怪异非常之事，其“考先志于载籍，收遗逸于当时”的努力，反映了他对论证神仙世界的热切追寻。

与之相比，葛洪的《抱朴子内篇》几乎就是《搜神记》所载故事的技术宝典，是凡人成神的路径。葛洪按其思维模式宣称的“仙之可学致，如黍稷之可播种得”，不但有着正反论辩的严密逻辑推演，更有对历史史实和人物行迹的多样举证，还提供了金丹、药物、符箓等“致仙”的实践方略。葛洪生于贵胄之家，但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使得他消极悲观，行善升仙、得道匡世是其超越人生困境的理想生活方式及其人生哲学的基本内核。他在《抱朴子内篇》中探求进入神仙世界的技术路径的同时，又在《抱朴子外篇》中总结了历代政治经验、制度得失、人物优劣，以探求现实世界的治理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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